如果说在浙江，2023年哪个词最热，“营商环境”肯定位列其中。

不论是省委“一号改革工程”，还是各级各部门贯穿全年的工作，营商环境都反复被提及。4月以来，浙江领全国之先，提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将其作为牵引性抓手。

今年10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浙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杭州市钱塘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中心相关运营情况，并听取浙江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情况。

12月6日，杭州钱塘，由浙江省委改革办、省社科院、省社科联指导，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研究智库联盟主办的浙江省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研究智库联盟成立仪式暨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理论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

针对各级各部门和企业最关心的问题，潮新闻进行了梳理。

增值服务，如何变革性重塑？

“四张清单一张网”提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政务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数字化改革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浙江辨识度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如今，增值化改革的目标再升级：全面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省。

中共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教授 刘小康：

增值服务是为更好满足企业多元化需求，在基本政务服务便捷化的基础上，为企业提供的精准化个性化衍生服务。提供增值服务，关键是要对政务服务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变革性重塑。

随着企业的发展，政府服务的对象和内容也在迭代升级。过去政府服务的是单个企业，后来加上了企业集群，现在更要服务整个产业链。过去政府服务内容是企业“一件事”、后来是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现在则是企业“全生命周期一类事”和产业链“全链条一类事”。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强化政府、社会、市场三侧协同，在优化基本政务服务的基础上，融合社会服务、市场服务等增值服务，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实际上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通过强化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同，聚焦政务、法治、市场、经济生态和人文五大环境建设，打造为企服务新生态，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浙江是“吃改革饭”发展起来的，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是“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的新探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于安：

增值化服务的内核，是从原先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快捷服务，提升到以生产要素服务为中心的发展型服务。

对企业，着眼于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更快成长；对政府，形成全链条、全天候、全过程的政务服务体系。

当前的政府做的是回应性政府服务，从过去政府“有什么、给什么”，转变为市场经营主体“要什么、给什么”。聚焦企业需求导向的政府服务定位、基于政企互动产生的服务创新、反映市场变化的适应型服务供给方式、结果导向的政府服务绩效体系。

这对政府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具备政策创新能力、资源协调能力、市场判断能力、市场化生产要素的监管服务能力，以及创新发展的引导支持能力。

浙江用一系列最佳实践和制度创新，探索出中国式营商环境的新框架。如今，浙江已经走出了便捷服务的框架。这一境界的提升，让人们更注重发展，从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出发，破解陈旧性制度因素，着眼于制度性对外开放，提升经济活力。

有效市场，如何与有为政府结合？

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是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成功经验的精髓，也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目标所在。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潘毅刚：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是浙江营商环境改革最新的重要部署之一，标志着浙江营商环境改善从便捷化导向阶段向增值化导向阶段转变。

这种阶段转变可以用两个框架去理解：一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更紧密的组合。如何在善为政府的引导下形成更有效的市场，让广大群众和企业获得增值效益。这是浙江从“四张清单一张网”到最多跑一次改革，再到数字化改革，乃至到今天的政务增值化改革一贯的逻辑，改革的体系性和深度不断增强。

二是规则国际化和政务增值化改革更深层的耦合。如果说过去十年营商环境“放管服”改革是争创高效率、低成本的国内一流的1.0版，那么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应该是“创改开（创新服务倒逼制度改革，改革促进高水平开放发展）”，要争创高增值、高开放的国际一流的2.0版本。

下一步，如何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浙江等先发地区面向国际适应规则、引领规则、创新规则。所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不只是简单的成本降低、效率提高的改革，还应是面向国际、面向区域一体化开放发展的制度型开放，是规则重塑中的增值化。这就需要我们以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推动改革，努力在建立统一大市场和高水平开放中走在前列。

当前，我们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效能治理以及高品质生活还面临许多深层次的改革问题，需要我们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撬动去破解。

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走深走实，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效率和效果、体制和机制、法治和政策的关系，更加突出改革味、开放味、法治味，在法治化框架、全球化视野、市场化改革中推进，用好政府能力，调动社会资源，多做市场和社会不能做、做不到、做不好的事。加大改革攻坚力度，为企业更大范围扩大市场、配置资源创新制度供给。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让民资、国资和外资公平竞争、竞相发展，真正为企业做大做强，产业和市场繁荣增值赋能，为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力。

中共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政策教研室主任、教授 刘小康：

政府的有为要为市场的有效创造条件，一些场景下市场无法发挥作用，不是市场的无效而是条件的缺失。比如，不少中小企业反映在市场上无法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服务，其实是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为中小企业提供市场服务的市场性交易费用过大造成的。这时，就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协同市场、社会，打造共享服务中心或共享能力中心，以政府有为推动市场有效，助力中小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得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真正做到了寓管理于服务中。比如，市场监管部门提出的“无感监管，有感服务”，立足企业视角，前移服务关口，主动服务、提前服务，实现审批、监管、执法和服务的融合，寓管理于服务中，真正实现了“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在这样的为企服务新生态中，企业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变得更强，而且企业发展更可持续，这就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赋能企业的作用。

突破难点，还有哪些新路径？

自今年4月增值化改革全面铺开以来，浙江全省各地扎实推进，探索出一批成果。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增值化改革如何让企业更有感，服务效能如何进一步提升等共性问题，亟待进一步突破和解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沈开艳：

2019年，在上海开启营商环境改革的第二年，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就从第78位上升到第46位，2020年又上升到第31位。

虽然大步跨越，但我国全生命周期营商环境与世界先进地区还有一定差距。根据上海市发改委报告，我国在纳税、获得信贷、跨境贸务、办理破产等四个方面还有明显短板。如纳税总时间花费要138个小时，而前沿水平是49个小时。

此外，现有监管标准、审批标准，以及部分新领域和新业态的监管办法依然有待提升。

建议提升企业的自主性，关注法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尊重竞争中性原则。

与此同时，来自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试点地区的实务专家，和省内高校、研究机构的理论专家也纷纷提出看法、建议：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是资源最多的政府，目前在做的数据要素开放是关键内容。比如银行融资难的问题，在资源开放的基础上将有大市场。政府正在推动的信用体系建设和发展，也有很大空间。

政府有很多资源，而这样的资源开放后，可以派生出更多新兴的服务门类。

除了服务经济，还要服务民生。除了无形的资产和政府，公园、湿地、体育馆、博物馆等大量的公共资源、新资源如何开放？也是招商引资、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通过市场服务，将沉淀的公共设施激活，派生出新产业。

还有专家认为，要加强城市的规划，从另外一个角度打造增值化服务。

关于城市有三个关键词：宜居、韧性和智慧。而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与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同频共振，双向奔赴。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这个“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