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是最近的热词——上周六，是浙江自贸试验区扩区5周年纪念日；不久前，海南自贸港封关的具体时间确定。

浙江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都是高能级开放平台，代表着制度的优势和机遇。

自贸试验区，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探索，自己蹚出一条路，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形成经验、找到各自领域的发展瓶颈，再向国家争取新政策。

自贸港，则是获得了“自上而下”的赋权，这些政策无法在其他自贸试验区复制，例如海南自贸港的货物贸易免税政策。

这样的差异化，让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涌金君近期走访浙江自贸试验区内企业，发现已经有一大批浙企提前在海南布局，它们的发展情况如何？尤其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对内对外，双重机遇

要分析机遇，首先要理解的是封关后，海南岛政策制度的基本特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

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蔡平介绍：“通俗地说，‘一线’就是对关外，封关后将实施一系列自由便利进出举措；‘二线’就是对内地，针对‘一线’放开的内容，实施精准管理，保障内地市场秩序。”

对浙江企业而言，机遇都藏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 这八个字中——

首先，是外向型企业的境外投资机遇。

一直以来，浙江企业跟东南亚地区联系密切，可人员、资金的出境仍存在手续不便、成本过高的问题。海南自贸港封关后，“一线放开”的政策势必覆盖到企业和个人，让资金和人员的流动多了一个“飞地”选项，从而推动浙江外向型经济以海南自贸港为跳板，实现新发展。

比如，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浙商中拓，早早看到了国家发展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在海南，一方面能充分抓住海南本地建设机遇、更便利地对接东南亚等海外区域客户。另一方面，可借助政策优势，降低公司经营成本，促进国际业务资金流转。”浙商中拓海南平台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海南平台公司已先后完成向印尼、泰国等地区海外业务投资，经营镍矿、煤炭等大宗产品，为海内外客户提供供应链集成服务。

其次，是各类浙企的国内大市场机遇。

现阶段的封关政策措施中提到，在岛内享惠主体之间可以免进口税收流通，加工增值达到30%的可免关税销往内地。

“许多企业都在考虑把30%的增值税这篇文章做好。在海南建立区域总部，对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兰建平分析，越来越多企业在做战略规划时，会考虑与政府规划的协同发展。因此，浙江企业布局海南，布局的是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的联动，也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机遇。

绿城服务华南区域总经理干锦明认可这一观点：“去年开始，我们接待了很多来考察的浙江企业，有医疗医美、轮船企业、石油大宗等类型。”

干锦明介绍，海南自贸岛建设提出的几个主题园区，绿城都能够开展业务对接。在博鳌乐城，文昌航空航天城，目前都有绿城介入，帮助委托方引入浙商资源，实现物业运营之外的科技赋能。

在海南的医疗园区，已然有了浙企的身影。

最近，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首票应用“零关税”进口药械政策的国内已上市医疗器械成功进口通关。树兰医疗集团旗下树兰（博鳌）医院，就是首批受益的医疗机构之一。

政府合作，优势互补

除了企业，浙江政府部门也早早发力，要在机遇中谋得发展。

早在2021年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浙江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就签约了三个框架协议，明确提出自贸试验区、自贸港联动发展，开创了国内先河。

今年3月，浙江省商务厅自贸区处组织各片区在海南进行了深度的访学调研，主题就是学习借鉴海南自贸港建设经验，结合浙江实际开展多领域合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承接了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课题研究项目，主题是《海南自贸港与长三角联动发展研究》。

一个省级智库承担省外项目，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在兰建平看来，这是因为，从功能定位来看，浙江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既有重叠也有错位，合作空间巨大，重点在于如何相辅相成，形成“1+1>2”的局面。

比如，大宗商品领域。

相对于内地保税区加工的货物进入内地时，需按成品全额缴纳关税，海南自贸港封关政策能直接为企业节省关税成本。

全岛封关运作以后，进口“零关税”商品将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目前，进口“零关税”政策仅允许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登记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事业单位作为享惠主体，全岛封关运作之后，享惠主体将基本覆盖全岛有实际进口需求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但是对比浙江，海南大宗产业正处于发展阶段，相关的大宗商品企业主体数量较少，产业链条和成熟的产业生态正处于探索中。

比如，作为大宗商品领域的浙江省属上市公司，浙商中拓在海南区域投资的三家平台公司，正充分利用当地的区位优势打开新局。

在浙商中拓副董事长杨威看来，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一面是企业实打实的利润。凭借经营业绩，旗下公司连续四年蝉联海南省百强企业名单。

另一面，为浙江企业在海南等区域积累了资源和口碑，打响了品牌。

此外，海南公司的业务发展依托于总部的战略导航、模式创新和数字化应用，其发展经验、客户资源，都能够为海南自贸港未来大宗领域的生态发展提供助力。

再如，游戏出海。

“数字贸易是浙江的长板，要主动加强与海南自贸港政策的对接，这种优势叠加可以强化中国企业出海的竞争力。”兰建平说。

2024年10月，位于海南澄迈县的浙琼合作产业园揭牌成立。它被列为海南省2025年重点推进的跨省合作平台，承担着对接长三角一体化与自贸港政策的历史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数字经济是平台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去年底，它建成了海南省级游戏出海公共服务平台，利用自贸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为出海游戏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产品测试、本地化服务、法律咨询、支付结算等。

而浙江，拥有深厚的游戏产业出海本土根基，借力海南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和基础设施，势必能打开一片新天地。

“浙江游戏市场份额处于全国第二梯队，游戏产业链生态较为完善、企业实力较为强劲、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浙江省商务研究院副院长江玮分析。

数据显示，浙江集聚网络游戏上中下游相关企业超1500家，其中营收超百亿元企业2家，市值超百亿元企业7家。以杭州为例，2024年，其游戏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近4年动漫游戏产业增速超20%。

浙江省商务厅自贸区处二级调研员孟浩有一个畅想：目前浙江已有的四个自贸试验区片区，加上各联动创新区，可以根据各自特色，开展点对点合作。

“诚然，海南自贸港是全国唯一的自贸港，政策优势得天独厚。但在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方面，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同样需要借助外力。” 孟浩认为，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相对完整的浙江乃至长三角，无疑是上好的合作伙伴。